中国经济学界的无锡双子星座—— 孙冶方 薛暮桥
编者按：无锡是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发祥地，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成为闻名全国的“米码头”“布码头”“钱码头”“丝码头”。在早期市场经济的哺育下，无锡在涌现了一大批实业家的同时，还涌现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的人生和事业都值得记述和怀念。从无锡走出来的经济学家，他们中最杰出代表是孙冶方和薛暮桥，他们出生于无锡的同一个古镇——玉祁礼社，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在同一时代会孕育出两位本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为使无锡“经济学家摇篮”的美誉赓续血脉、薪火相传，本公众号将用两期介绍无锡籍近现代杰出经济学家的代表。本期介绍被称为“经济学家双子星”的薛暮桥、孙冶方。
无锡孙冶方纪念馆
无锡薛暮桥故居
1920年，孙冶方考入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1923年参加进步团体青城导社，同年由张效良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创办《青年评论》刊物。1924年他又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后任中共无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在无锡组织工人募捐和学生示威游行，并曾在上海曹家渡沪西工人联合会任宣传员，参加上海工人运动。
1925年11月孙冶方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党小组长。1927年毕业留校任翻译，承担经济学课程的翻译工作。1930年秋回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1931年他进入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陈翰笙指引下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1933年参加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起成立工作。
1933年11月，孙冶方参加陈翰笙带领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共同组织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团并担任干事。此次调查后陈翰笙完成中文调查报告《广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英文报告《中国的地主和农民》。1935年他参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月刊编辑工作，撰写文章、译文，答复读者、会员、通讯员的来信。在此期间，他参加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财政资本统治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文被公认为是此次论战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冶方留在上海“孤岛”，担任中共江苏省委文委书记，领导抗日救亡文化工作，要求文化工作者“应负起民族解放战争中文艺阵线上的战士的责任”。
1941年，孙冶方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育科长兼马列主义教员，其间就理论学习问题致信刘少奇，刘少奇的回信《答宋亮同志》收入刘少奇著名的《论党》一书。1943年起，孙冶方先后任中共淮南路西地委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货管总局副局长、中共华中分局财委委员及边区政府调研室负责人。其间曾就土地改革中损害中农利益问题，致信中共华中分局负责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解放战争爆发后不久，孙冶方调至华中支前司令部负责财粮工作，随后北撤山东，任货管总局驻鲁办事处主任，打通对敌占区的贸易通道，完成财经干部的收容任务。1948年任中共华东局财经办事处秘书长兼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1949年任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是接管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后兼任上海财经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院长。
1954年，孙冶方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统计核算体系。1956年他率中国统计工作访问团出访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考察报告和建议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采纳。此后，他还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这两篇文章是全国价值规律大讨论的开创性和代表性文献。
1957年，孙冶方调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先后任代所长、所长。他起草关于经济所领导关系和研究任务的报告，经济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任职期间，他启动并主持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调入优秀科研人员和干部；将经济所搬至三里河；增设新的研究组（室）；创办河北昌黎县“试验田”；筹办《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通讯》杂志；鼓励研究人员读《资本论》及学习外语；派遣青年骨干出国和进大专院校学习等，从而营造了经济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使经济研究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9年他在《经济研究》第9期发表了《论价值》这篇长文，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价值和价值规律的独特观点。1960年他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用最小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为“红线”进行写作。60年代初，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他深入工厂考察，撰写了《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讲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流通概论”；1963年在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他参与主持经济问题“双周座谈会”，多次赴苏联及东欧考察，积极开展与国际学者的学术交流。他治学主张“求异存同”，他说：“我一向主张在学术问题上求异存同，我喜欢同别人进行指名道姓的争论，也很欢迎别的同志对我的主张提出不同意见或批评。”他身体力行提出一系列崭新的改革思想，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界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同时以经济学家身份成为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积极倡导者。
1964年，孙冶方被内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受到批判时，他大声疾呼：“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1966年6月起，他在全国范围内遭到批斗，1968年4月被迫害入狱。在狱中，他默念社会主义经济论“腹稿”85遍，撰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捍卫自己的学术信念。1975年4月出狱时直言：“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1977年后，孙冶方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78年赴西北、西南宣传政治经济学，并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1979年后虽重病在身，仍以顽强毅力重新起草《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发表了22篇经济论文，整理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并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统计体制提出新见解，积极推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他的经济学理论被广泛赞同，一些主张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和重视。他为经济研究所理论队伍的壮大和经济学家们的成长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至少有一二代经济学家由他起飞”，“是一位极具亲和力的良师和益友”，堪称学界楷模。1982年12月孙冶方被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薛暮桥（1904—2005）原名薛與龄。1904年10月25日出生于无锡县礼社镇。幼时在家塾读书，后进东林小学，1918年考入江苏省第三师范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薛暮桥和同学一起走上街头反对缔结卖国条约。1920年，因家境困难，在三师肄业。肄业后，以薛雨霖的名字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几年后升任沪杭甬铁路新龙华站站长、笕桥站站长。
1926年，薛暮桥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3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随后任中共杭州中心区委工人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薛暮桥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持学习经济学、哲学、历史等著作，为日后研究经济学打下了基础。
1930年底出狱后, 薛暮桥先从事民众教育工作，后追随陈翰笙做中国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他与陈翰笙、钱俊瑞、王寅生等发起成立著名左翼经济学研究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任研究会机关刊物《中国农村》实际主编。他在《中国农村》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内容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论文、调查报告、时事评论和战时乡村工作等。他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主要当事人和代表人物之一。这套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论，到现在看也不失为解释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事实的主要参考框架之一。
1938年10月，薛暮桥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军政训练工作，先后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处长，华中抗大总分校政治部主任。为解决教材短缺问题，他在硝烟炮火中完成《经济学》一书。此书出版后广受欢迎，是20世纪40年代中共领导地区通行最广的经济学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前，经刘少奇审阅教育部批准，《经济学》的修订版《政治经济学》成为干部读物和中学教科书，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译之前是主要的教学参考书。
1943年初，薛暮桥在带队赴延安途中，应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罗荣桓之邀，留在山东主持根据地经济工作，在对敌货币战、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尤其是在创造“山东货币奇迹”方面蜚声海内外。从此，他由研究和教育工作转到政府部门的实际工作，先后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
1947年2月, 薛暮桥率华东代表团赴邯郸冶陶镇参加华北财政经济会议。5月，受会议委托，在董必武直接领导下起草综合报告和会议决定，这是中共中央财经工作从分散走向统一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之后，薛暮桥任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经济组组长。1948年4月，他奉董必武之命，主持石家庄华北金融贸易会议，会后起草华北金融贸易会议综合报告，这是中共中央决定货币和财政统一策略的重要文献。此后，他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经济工作，直接参与筹集财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统一各解放区的财经，奠定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基础等各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先后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委副主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顾问、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党组成员等职。他先后当选为中共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在“文革”前的17年中，薛暮桥直接参与了建国初期反恶性通货膨胀的斗争，领导创立新中国统计体系，参与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执行工作，参与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薛暮桥力主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他在1980年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开创性地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商品经济。这个《初步意见》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
作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的领导者，薛暮桥留下了浩瀚的经济学著作，其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部发行近千万册的改革启蒙著作）一书印数近一千万册，并被译为多国文字。他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方针、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价值规律、所有制问题、分配制度、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格政策、区域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并长期引领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改革实践。
薛暮桥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倡导者，同时也是有力的推动者。他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经济界的高度重视，其中不少意见被党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他躬身入局，帮助国务院承担了方案实施的部分组织协调工作。他在1980年就提出：“体制改革要有整体设计，协调各部门的改革计划，共同研究中改、大改方案。”从已有的文献看，他是提出整体改革理论的先行者。他在75岁高龄时，受国务院领导委托，创建了由经济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经济决策咨询机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主要研究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交议的问题以及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带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问题。在他的带领下，经济学家开始参与我国经济政策的决策过程。
薛暮桥在耄耋之年针对改革的新动向，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在历史重要关头把市场取向改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96年，薛暮桥克服了年龄和疾病带来的痛苦，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的写作，为后来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由于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学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杰出贡献，2005年3月，薛暮桥获第一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薛暮桥及其家人把该项奖金捐给山东省沂水县，帮助当地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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